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、著名絲綢之路學專家布爾努瓦所著《絲綢之路》，已出版10多種版本。耿昇在《法國漢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》一文中高度評價：“布爾努瓦夫人于1963年出版了一本綜合論著《絲綢之路》。這是法國出版的第一本真正科學的、具有嚴格限定意義的絲路專著。書中既使用了豐富的波斯-阿拉伯、希臘-羅馬、漢文-藏文及印度古代資料，又使用了近現(xiàn)代各國學者的成果，特別是對絲綢之路沿途各民族之間的關(guān)系做了深入探討，重點研究的是絲路的歷史概況和絲綢貿(mào)易史。此書在問世后的30多年間，其法文本先后修訂兩次重版(1986年和1992年)，又陸續(xù)被譯成德文(1964年)、西班牙文(1964年)、英文(1966年，第2版)、波蘭文(1966年)、匈牙利文(1972年)、日文(1966年)和中文(1983和2001年出版的筆者的中譯本)等文本出版。全書文筆優(yōu)美，通俗易懂，是一部終久不衰的國際暢銷書。其中《天馬和龍涎》一文，詳細介紹了12世紀之前絲綢之路上的物質(zhì)文化傳播�！�
法蘭西遠東學院院長戴仁與德國學者埃米爾·畢勒合作，于1986年出版了《絲綢之路，風景與傳說》著作。這是一部圖文并茂的力著，行文雖簡練，資料卻相當豐富。戴仁又于1988年推出了一本附有精美插圖的《馬可·波羅的絲綢之路》，我國大陸和臺灣均出版了中譯本。書中搜集了13世紀以來西方有關(guān)中國的圖畫、素描畫和繪畫，均為稀世珍品。雅克·昂克蒂爾在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下，于1992年客串出版一本《絲綢之路》，1995年還推出了另一部姊妹篇著作《絲綢之路資料集》。
法國籍伊朗學者阿里·瑪扎海里先生的學術(shù)著作《絲綢之路—中國—波斯文化交流史》，宋峴在《珍貴的文獻豐碩的成果 ——〈絲綢之路—中國—波斯文化交流史〉讀后》一文中無限感慨：“我國學術(shù)界對‘絲綢之路’文化的研究歷時已久，成就斐然。 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形成以來的兩千余年的史實掌握得很少，對某些問題的研究仍然落在外國學術(shù)界的后面。對絲綢之路上扮演著主要角色的中國和伊朗，也甚乏對兩者文化的比較研究。我國學術(shù)界尚未出現(xiàn)過在內(nèi)容和分量上與之相類的學術(shù)專著。這充分表明，我國學術(shù)界在‘絲綢之路’研究和中國伊朗關(guān)系史研究方面尚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我們期待這方面的成果出現(xiàn)�！�
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后40年以來，絲綢之路的名稱已在日本廣為流傳。特別是從20世紀60年代起，在游走絲綢之路的日本人中，不僅有東洋史的研究者，還有文化人類學家、作家、畫家、攝影家等。加上許多日本普通游客，人數(shù)已達10萬以上，其間1980年播放NHK大型電視節(jié)目《絲綢之路》向日本人普及了此條國際通道的基本知識。日本絲綢之路研究日漸繁興，白鳥庫吉、藤田豐八、羽田亨、石田斡之助諸學者貢獻頗大，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史學研究科教授長澤和俊先生關(guān)于絲綢之路文化方面更是捷足先登，其著述如，《東西文化交流——新絲綢之路論》、《絲綢之路——過去與現(xiàn)在》、《絲綢之路的終點站——赴正倉院之路》、《絲綢之路文化史》等，長澤和俊著、鐘美珠譯《絲綢之路史研究》是他的集大成代表作。中國學術(shù)界與日本學者共同論證，將“北京—奉天—寧古塔—依蘭—伯力 —庫頁—日本”這一中國絲織品傳入的路線，稱為新的“北方絲綢之路”。由于日本人最初是從阿伊奴人(蝦夷人)那里獲得這些中國絲綢的，故而稱這些中國絲織品為“蝦夷錦”。另有日本學者足立喜六《論絲綢之路》， 加藤九祚著、良景之譯《草原絲路的民族與歷史》，護雅夫《絲綢之路與粟特人》，松田壽男《絹馬貿(mào)易與‘禺氏之玉’關(guān)于最早的絲綢之路》、《論絲綢之路》等。
俄國的東方學盡管起步較晚，發(fā)展卻相當快，其成果也令世人矚目。俄國歷代東方學家的研究成果中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注意：首先，俄國學者對亞洲各國各地區(qū)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顯著。俄國和許多西歐國家一樣，很早就重視研究東方語言，重視培養(yǎng)通曉東方國家語言的人才。如1725年俄國在伊爾庫茨克創(chuàng)辦了蒙文學校，1739年在莫斯科開設了漢語學校，1741年在彼得堡開辦了滿語班，類似的波斯語、阿拉伯語、土耳其語專門學�；蚪虒W機構(gòu)也相繼出現(xiàn)。語言是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寶庫。借助語言文化進行絲綢之路研究，姆·伊馬納里耶夫《現(xiàn)代偉大絲綢之路的興起——經(jīng)濟繁榮與和平之路現(xiàn)代國際關(guān)系》，阿·阿卡耶夫《絲綢之路外交東歐中亞研究》等即為此方面的重要成果。
瑞典籍世界著名探險家斯文·赫定終生迷戀絲綢之路探險與考察，他一生最為人稱道的一個是發(fā)現(xiàn)樓蘭古城，一個是填補地圖上西藏的大片空白。1933年1月，斯文·赫定投身于他的第四次中亞探險隊即西北科學考察團(1927～1933)的結(jié)尾工作。1933年8月，他受中國政府委托，組建西北公路探險隊，勘察通往新疆塔城、伊犁、喀什的公路路線。這是斯文·赫定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亞探險，時間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。關(guān)于這次探險，他寫了三部著作：《馬仲英逃亡記》、《絲綢之路》和《游移的湖》。其中《絲綢之路》一書主要記述沿絲綢之路全程1.6萬公里旅程中的見聞。
關(guān)于國內(nèi)絲綢之路研究方面的學術(shù)著作諸如20世紀80年代陸續(xù)出版的武伯綸著《傳播友誼的絲綢之路》，王嶸、李強主編《絲綢之路樂舞藝術(shù)》、《絲綢之路造型藝術(shù)》，楊建新、盧葦著《絲綢之路》， 田恒江、周德廣撰《絲綢之路漫記——甘肅分冊》，成一、趙昌春撰《絲綢之路漫記——新疆分冊》，絲綢之路考察隊編著《絲綢訪古》、陳良著《絲路史話》等。
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著作如姜伯勤著《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》，鄧廷良著《絲綢之路：西南卷》，黃新亞著《絲綢之路：沙漠卷》，雷茂奎、李竟成著《絲綢之路民族民間文學研究》，杜亞雄著《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》， 趙汝清主編《絲綢之路西段歷史研究——兼論沿途民族遷徙及國家關(guān)系》，黃盛璋著《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》，張志堯主編《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》，四川大學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綜合考察課題組編輯《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》等。
21世紀初出版的著作如巫新華著《駝鈴悠悠：中國古代絲綢之路》，馬通著《絲綢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》，李強著《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》，呂余生著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》，劉鳳鳴著《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》，石云濤著《三至六世紀絲綢之路的變遷》，戴之昂著《海上絲綢之路歷險記》，顧澗清著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》，張燕著《長安與絲綢之路》，楊共樂著《早期絲綢之路探微》，鄭炳林、樊錦詩、楊富學主編《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(shù)討論會文集》，趙豐主編《絲綢之路美術(shù)考古概論》，李明偉主編《絲綢之路貿(mào)易史研究》，陳世良著《絲綢之路史地研究》等。
特別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紀90年代與21世紀初與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絲綢之路考察合作項目圖書、國家出版基金項目《絲綢之路叢書——絲綢之路戲劇文化研究》，連續(xù)出版了近30種絲綢之路研究。田衛(wèi)疆《探索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學術(shù)長卷絲綢之路研究叢書評述》，文中論述：“新疆人民出版社適時地推出的這套 20卷‘絲綢之路’研究的煌煌巨著即是該領(lǐng)域?qū)W術(shù)話語權(quán)轉(zhuǎn)化的有力證明，其學術(shù)價值和現(xiàn)實意義值得充分肯定�！� “各卷內(nèi)容都在充分吸收當今國內(nèi)外學術(shù)界成功基礎上，以大量精確而富有說服力的文獻和考古資料，大視野、多角度拓展了‘絲綢之路’的內(nèi)涵和外延。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了以往‘絲綢之路’探索范圍，將‘絲綢之路’學術(shù)研究向前推動了一大步。” 叢書中涉獵絲綢之路文化藝術(shù)研究的書籍諸如李強著《絲綢之路戲劇文化研究》，蓋山林著《絲綢之路草原文化研究》， 王炳華著《絲綢之路考古研究》，金秋著《絲綢之路樂舞藝術(shù)研究》，宋博年、李強著《絲綢之路音樂研究》，陸暉著《絲綢之路戲曲研究》等，充分顯示了新疆地域在絲綢之路領(lǐng)域研究的優(yōu)勢。
關(guān)于國內(nèi)外編撰絲綢之路研究方面的成果，較早見于20世紀80年代日本東大寺教學部編《絲綢之路往來人物辭典》。我國陸續(xù)推出的大型絲綢之路辭典如雪解主編《中國絲綢之路辭典》，王尚壽、季成家主編《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》，李凱主編《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》，周偉洲、丁景泰主編《絲綢之路大辭典》等。
王三北在《評〈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〉》一文中評價：“《絲綢之路》雜志社、西北師范大學西北文化研究所主編，80余位專家學者和有關(guān)專業(yè)人員歷時4年編撰的大型歷史文化工具書《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》，現(xiàn)在已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發(fā)行。這部辭書，在內(nèi)容上集國內(nèi)外絲綢之路學術(shù)研究之大成，因而它對今后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學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全面、翔實和有價值的資料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，我們說《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》的編寫出版，是甘肅學術(shù)界，同時也是我國近年來關(guān)于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大收獲�！崩罱”朐凇痘趾旰品辟Y料翔實——評周偉洲、丁景泰主編的〈絲調(diào)之路大辭典〉》與薩仁娜《絲綢之路研究的新成果——周偉洲等編〈絲調(diào)之路大辭典〉》中對此部辭書給予高度的評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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